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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藻:中國外交官

發布時間:2020-05-25     來源:會史人物傳略《吳文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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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由美、中、英、蘇四國共管。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成立,四個國家各派一個代表團進駐日本。1946年3月31日,以朱世明為團長的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乘中國專機飛抵日本東京,在厚木機場降落,這是中國人駕駛的飛機第一次降落在日本本土上。8月16日,抗戰勝利一周年之際,吳文藻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飛抵東京,出任戰后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團政治組組長兼盟國談判顧問。

  吳文藻到達東京后,8月24日,日本國會通過修改后的《日本國憲法》。政治組保留了歷次修改的新憲法文本,吳文藻一一調閱研究,發現所有的修改文件中,都沒有一份盟軍最高統帥部的正式文件,也沒有麥克阿瑟正式講話的文本。而實際上全世界都知道,日本新憲法的修改是在美國占領軍(形式是盟軍)、在麥克阿瑟一手操縱下進行的,憲法中的天皇體制、民主形式等,都是體現了美國的意志與價值觀。吳文藻便找來秘書,詢問這些文件是否齊全?回答是肯定的,麥克阿瑟沒有任何一次講話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來,但一切都是在其授意下進行。11月1日,吳文藻以顧問的身份,出席了盟國對日本即將頒布的《日本國憲法》說明會。說明會之后的第三天,即11月3日,最后修訂并通過的《日本國憲法》正式公布,日本舉國上下舉行了慶?;顒?,天皇親自出席。吳文藻在盟國對日委員會的席位上,出席了東京的慶?;顒???吹们宄?,天皇當天的表情顯得很輕松。

  

1947年,吳文藻、冰心與小女兒吳青在日本。

  吳文藻一家在代表團的官邸暫住一段之后,便遷入裝修好的獨棟外交官新居。有了房子之后,吳文藻便又重拾舊好。經常到澀谷或銀座的古玩市場,抱回大包小包的舊書古畫,中國的、日本的,古代的、現代的,畫冊、字畫、雕版古籍,喜歡的便納入懷中。戰后的日本,生計第一,字畫古玩無人問津,吳文藻薪水不菲,除國內外交部的薪水,還有駐日代表團的薪水,甚至還有盟國的津貼。有一次,夫婦二人到淺草寺游覽,在并不豐富的旅游、字畫店里,發現一幅武者小路實篤的《石榴圖》,兩人幾乎是驚叫起來,但他們還是按捺住各自的興奮,用不高的價格將這幅畫收入囊中?;丶业穆飞?,冰心告訴吳文藻武者小路實篤的情況,以及她自己讀過的武者小路實篤的作品。吳文藻說,戰后困難,一些書家和畫家通過不同的渠道出售自己的作品,換取食品。日本人無力購買,外國人除了外交官與記者之外,商人、古董商都難以進入,所以,現在是收藏的大好時機。顧毓琇捷足先登,帶回了不少老貨,有好幾件卻是戰爭期間日本從中國掠奪來的。

  但是到1948年,整整一年,吳文藻一家卻處在心煩意亂之中。首先是與新任團長商震(1947年接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不合,吳文藻三天兩頭的要求辭職,曾經出現過“一連三天辭了三次職,沒有準,還在僵持中”的情況。拖到后來,想辭職也不能了。同時,國內混亂的消息,物價飛漲、學生運動、國軍失利等等,通過各個渠道傳到了東京,原來代表團所代表的中華民國,已是岌岌可危了。一心想回國的吳文藻冰心,完全不知所措?!氨逼接信诼?,景超今天來信也說過。我們成了喪家之犬,奈何?”

  代表團第二組在吳文藻的領導下,平時就有很濃的學習風氣,到了1948年底,面對國內的政局,平時的學習成了自發的座談。吳文藻牽頭,謝南光、瞿絡琛、王信忠、朱炳南、陳耀庭是基本人員,隨后經濟組的組長吳半農也參加進來,并介紹了同組的邵逸周加入。冰心有時也會出現在學習會上。學習會的內容是“鑒于國內局勢,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已到岌岌可危的程度,交換對于國內外形勢的看法以及代表團的出路問題?!睂W習會每兩周或一周在吳文藻家、瞿絡琛家或謝南光家舉行一次。這個學習座談會處于秘密狀態,謝南光成了實際的主持人。每一次的學習座談,都將研究共產黨與代表團的出路、各人的歸宿聯系在一起。

 

1947年,吳文藻、冰心在東京外交公寓前留影。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電波迅速將消息傳到東京。同一個短波頻道上,原先的電臺廣播呼號“北平廣播電臺”變成了“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從廣播中可以聽到天安門廣場上群眾的歡呼聲和歌唱聲。一個新政權的產生,從歷史發展的意義上說,必定伴隨了其合理性與進步性,不然,舊的政權便不會消失。是繼續代表這個政權還是另做選擇,問題已經不可回避地擺在了吳文藻冰心夫婦面前。

  10月1日之后,便是中華民國國慶“雙十節”,代表團照例舉行招待會,致辭由吳文藻發表,只有簡單的幾句話,接待盟國的代表也沒有往年的熱情,一些國家的代表似乎也有些詭異的眼光,這讓吳文藻感到很不對勁。自從《波茨坦公告》以來,中華民國躋身于大國之中,國家的尊嚴與民族的自尊都得到體現,但也就短短的五年時間,所謂的大國已顏面掃地,令人扼腕長嘆。招待會上,一名團員的妻子“悄悄”告訴外國代表:“今年我們最后一次慶祝雙十節,明年就慶祝10月1日了!”這句悄悄話立即被放大,第二天便被刊登在東京的多家報紙上。

  中國駐日代表團在離東京約80公里的葉山小鎮上有座別墅,作為周末或節假日休閑娛樂之用,“代表團的資深成員舉辦宴會時,子女就在附近的海灘游泳”?;卮韴F重新任團長的朱世明(1947年改任駐美軍事使節團團長。1949年4月復派駐日本,仍任駐日代表團團長),曾和代表團的資深官員在葉山小鎮開會,“彼此交換不尋常的意見”。會議之后,“謠言盛傳,駐日代表團要學法國大使館叛變,提出主張的人據說是法律顧問吳文藻”,時任朱世明的副官、后來成為著名歷史家的黃仁宇在回憶錄中如是說。

  晚年的冰心在回憶到這一驚心動魄歷史事件時,僅有這樣幾行輕描淡寫的文字:

  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國內有了聯系。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團里本來有許多臺灣特務系統,如軍統、中統等據說有五個之多。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討毛澤東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等到我知道了從臥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產主義同情的,被召回臺灣即被槍斃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一九五〇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

  謝南光通過華僑的關系,從馬來西亞的《星檳日報》為吳文藻取得一個不領薪水的駐東京記者身份。那時能定居日本的外國人,除了商人之外,便是記者,吳文藻重新獲得了行動的自由。

  有資料顯示,國內曾派人策反吳文藻等起義,這個人是蔣介石第二位夫人陳潔如的養女陳瑤光的丈夫陸久之。陸自1926年起從事中共地下黨的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華東局統戰部長吳克堅指示陸久之由香港潛入日本,做駐日代表團的工作,動員朱世明、謝南光、吳文藻、吳半農等高層人士起義。陸久之的叔父陸榘吾,在代表團中任電訊處處長,通過他的安排,陸得以與朱世明、吳文藻等人見面,這恰是代表團密謀起義的時間。有人認為,他們“多次秘議起義之事,但朱遲遲下不了決心,返回東京不久,又被迫辭職,起義之事功敗垂成?!?/p>

  吳文藻則由日共安排,在東京郊外尋租了一座空置的倉庫,經過裝修后,成為在東京的隱居之地。

  之所以說是隱居,是因為此時的吳文藻通過有關渠道,以記者的身份在東京收集有關情報,所以,居住最好偏僻一些。吳文藻在代表團任職時購置的雪佛萊小車現在派上了大用場,日共派了司機聽其調遣,載他時常出入于聚會等各種場所。作為社會學家的吳文藻,非常清楚各種信息的價值,只要有機會他都能有所收獲,美國的外交官、各國駐日代表團、媒體、華僑與留學生中都有他的熟人,甚至從郵箱中每天接收到的紅紅綠綠的小廣告上,也能淘出有用的信息。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教育,無所不包。當時北京政府與日本政府處于敵對狀態中,這些情報與資料都是重要而珍貴的。

  吳文藻坐著他的雪佛萊進進出出,一刻也沒有停止,他的人生選擇,隨著時代的變遷、世界格局的改變,也進入到最后的階段。一些資料表明,吳文藻冰心在向北京放出試探氣球的同時,吳文藻也與美國的朋友聯系,探討離開日本后的去向。自1949年起,吳文藻先后與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瑞斐德(R.Redfield)、哈佛大學費正清、洛克菲勒基金會、耶魯大學、東京大學等之間有過很多的書信往來。他在寫給瑞斐德的信中說:“盡管承認擺在我們面前的抉擇很困難,我們將要走的道路也有許多障礙,可我們對未來并未太悲觀。無論是好是壞,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不得不面對新的形勢……”

  就在吳文藻冰心進行艱難的選擇時,北京政府希望他們回國,希望他們能為新中國收集到盡可能多的資料(情報),美國基金會、學界的朋友也在爭取他們:“洛氏基金會出資請吳文藻訪美,耶魯大學聘請他在其外國地區研究系與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自1951年7月1日起,為期至少一年,報酬為六千美元。他的工作范圍是研究美國政策在海外、特別是在遠東地區的實施情況,以及非西方民族的文化特性,并就他研究的領域做專題報告。在吳文藻到耶魯之前,洛氏基金會提供給他兩千元的生活費,讓他在東京研究日本的社會狀況,為他在耶魯的工作做準備,并提供給他往返東京與耶魯之間的路費。哥倫比亞大學也對吳文藻的工作表示了興趣。洛氏基金會的羅杰·埃文斯試圖在東京大學社會學系為吳文藻尋求一個研究員的職位。吳文藻對此很感興趣。在他看來,東京大學的教職,是自己‘處在十字路口、面臨重重矛盾時最好的選擇’。中國有句古語,大意是在頭腦充滿矛盾時,最好的行動就是最少的行動。他說:‘……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學者,并堅信應同西方保持密切聯系,我要在亞洲的土地上盡量多停留一些時間。在這里我還有可能為豐富世界上關于社會的知識作貢獻?!鹗弦苍诿绹e極活動,看能否幫助吳文藻。吳文藻此時的態度是‘順其自然’”。

  這個“順其自然”是:吳文藻收到洛氏基金會兩千美元的經費,為去耶魯從事研究工作做準備。于是,他們就公開宣揚要到美國去教書,1951年7月15日出版的《婦人民主新聞》第241號發表消息《謝冰心女士近日將赴美》,稱:冰心特地到圣心女子中學為兩個女兒辦轉學手續,指定轉入耶魯大學附近的女子中學,只等簽證一到就會動身去美國?!叭欢?,事情卻出乎意料地起了變化。據包括費正清在內的數位美國友人的通信稱,吳文藻在東京申請赴美簽證被拒,這是根據美國政府的一項法規,即拒絕那些‘有損于美國利益’的人入境,之后他便攜家屬回到了北京?!保ㄒ陨腺Y料轉引自閻明《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1949年元旦所攝全家福,左起:吳宗生、吳宗黎、冰心、吳宗遠、吳文藻。

  與此同時,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熱忱地召喚他們,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有關部門作了周密的安排,幫助吳文藻冰心一家回國。

  1951年8月23日,橫濱港碼頭,吳文藻、冰心同女兒吳宗遠(吳冰)、吳宗黎(吳青)一家4人,登上了一艘印度的輪船,悄然離開了日本。

作者:王炳根     責任編輯: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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