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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藻:回國之后

發布時間:2020-06-01     來源:會史人物傳略《吳文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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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文藻冰心回到北京之后,有一段時間處于隱居狀態,他們一面學習,一面向有關部門匯報日本戰后的情況、移交有關情報與資料。到了1952年夏天,中央軍委聯絡與情報部門的負責人羅青長坐了小車來到他們居住的洋溢胡同,接走了吳文藻冰心夫婦。在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總理在夫人鄧穎超的陪同下,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偫硪娒娴牡谝痪湓捑褪?,你們回來了,你們好呵!這“回來”二字,著實令人感到溫暖。作為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人,說你們回來了,這就沒有見外的意思,將他們看作一家人,還有什么比這更能溫暖人心?吳文藻坐在周恩來的旁邊,第一次見面,卻沒有陌生感,他向總理談到自己的身世,說:我原本就是教書的,抗戰到了重慶,誤入仕途,又去了日本,本想很快就回來,但沒有想到國內的局勢……總理接過他的話,連聲說,沒有關系,革命不分先后,吳先生在日本也為我們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并且稱贊他“對革命是有貢獻的”。顯然,這是總理對他們的肯定,令吳文藻非常感動。他也擇取要者,向總理匯報了戰后日本的有關情況??偫碓谶@次會見時,還征求了他們對工作安排的意見。吳文藻在回國之前,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自己能為新中國做哪些工作?

  1953年10月,吳文藻接受了新工作,到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學院(1993年11月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工作。雖然他曾希望被派往印度擔任外交官,但到大學工作,吳文藻也樂意接受。不過,這里有一個對他的認定與接受的問題。以他的資歷而言,應有較高的地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時他便是燕京大學教授、法學院院長,以后是云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文法學院院長,戰時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就不用說了,戰后盟國對日談判顧問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曾收集并帶回大量資料情報,對新中國是有貢獻的,而且現在還在繼續收集情報,為國家服務。但當他來到中央民族學院后,學院完全沒有參照他曾有過的任職資歷,也沒有考慮到他為新中國所做出的特殊貢獻,僅僅給他一個普通的教職,讓他擔任研究部的一名教授,直到第二年研究部下成立了一個“民族情況教研室”,才由他接任教研室的主任。這時,他當年的學生費孝通、林耀華,一個是民院的副院長、一個是系主任,他為學生的進步感到高興,但自己卻是不免有些失落。為了照顧吳文藻,免得他兩地奔波,中央民族學院在新建的和平樓,分配給吳文藻一套單元房。于是,吳文藻一家人搬出住了三年的洋溢胡同四合院,搬進民院教職工宿舍公寓靠東頭的208室。但這里沒有洗澡間,更無熱水管道,為此,吳文藻在日記中隔三差五便有一句“到孝通家洗澡”的話。

  這一段時間,吳文藻的工作:一是組織民族問題與民族學的教學。作為教研室主任,在課程設置與安排,包括接收留學生等事項上,下與教師,上與系主任、校領導進行溝通與敲定。于是,隔三差五“找耀華談”、“與孝通談”,與教研室的老師商量,日記中時不時有“金在冶來訪”,“楊家駒來”,“與聞在宥談,會見林惠祥、岑家梧、馮漢驥、梁釗韜等”,“有(陳)永齡、(李)有義、(黃)叔聘來訪談”等等,自然還有各種會議,處理教研室的事務等。這些瑣碎的事務性工作,并沒有讓“書呆子”性格的吳文藻煩惱,他甚至還有些樂此不疲,不光接待對方來訪,自己也常常去找他們談,日記中均有記載,只是不記所談內容。

  二是幫助青年教師修改講稿、為充實豐富民族志的教學內容,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無論是民族問題教研室還是民族學教研室,青年教師是一線教學的主體,他們對自己研究的某一民族有較豐富的專業知識的積累,但在綜合能力及視野方面,有的則可能較為欠缺。吳文藻必須站在理論的高度與學術的視野上,在資料的綜合與使用上,指導年輕的教師們。施聯琳的傣族講稿、朱寧的彝族講稿、汪明鈺的臺灣高山族講稿、朱宣的瑤族簡介、胡先晉的內蒙牧區生產和生活情況講稿,回族、滿族、黎族、佤族、羌族及南方各民族講稿等,吳文藻都一一經手,提出具體意見與建議。尤其對金在冶的哈薩克族講稿,經過了無數次的反復,前后時間長達年余。這可能與吳文藻對新疆情況比較熟悉也有關系。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曾以考察團成員的身份在新疆進行過調查,但由于與國民黨主導的民族觀點不一致而未提供調查成果。在哈族的講稿中,他既可以提供資料,又可以進行理論的闡述,但金在冶并不一定理解、接受,所以,這一講稿來回反復的次數最多。

  吳文藻自己講授的藏族相關內容,分山區、壩區、綜述、交通運輸等,甚至還有解放后經濟面貌改變一節內容。他并未去過西藏,但在重慶時曾介紹李有義等前往西藏,現在李有義成了他的助手,提供的資料便成了撰寫講稿的初稿了。在此基礎上,吳文藻進行修訂、提高,為本科生授課。顯然,這位老教授上課與青年教師不同,他的語速慢,且重資料少分析,很少使用個性化語言,因而,學生并不滿意,派代表到他家來反映情況,希望吳教授大膽講課。

  對于所授課程,吳文藻的設想是集中起來,出版一本書,體現教學與研究的成果,書名《中國民族志》。這是他的一個小小的目標,并且就此和一些專家進行過交談。同時屬于簡介性質的《中國少數民族》(英文稿)業已完成,其中附有少數民族表,列出了“截至目前52至53個民族名稱”。

  對于建立中國民族學,吳文藻在失去了“學科宣言”資格的情況下,仍然積極工作。民族志的教學與研究只是最基礎性的一項,他考慮更多的是理論的確定。鑒于費孝通、林耀華重實際而輕理論,因而,他的理論思考與尋找就不可能像在燕京大學創建“燕京學派”那樣大張旗鼓,只得悄悄地進行。但他的苦惱接踵而至——看不到最新出版的理論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推進了理論建樹,但對相關研究的最新成果,除了從日本帶回的《菊與刀》之外,他幾乎是茫然不知。通過美國的同學購書本是一條渠道,但中美之間已成鴻溝,費孝通的譯者在翻譯了他的書后竟連一紙通知、一本樣書也得不到。處于學科建設中的教授、教研室主任吳文藻,“深覺孤立,缺乏學習業務機會之可怕!”

  為了捕捉民族學有關的點滴信息,吳文藻訂閱了大量的報刊雜志,有《新時代》《世界知識》《國際生活》《哲學研究》《新華半月刊》《學習》《參考消息》《歷史研究》《東方世界》《民族譯叢》等。他像沙里淘金般從中尋找有價值的東西,一經發現,如獲至寶,一一剪貼起來,并不惜時間進行分類存檔,以備隨時查找。

  這時,吳文藻進行了一項重要的閱讀與研究,即重回馬凌諾斯基。但此時與先前已不一樣了,他搞不清楚到底要從中尋找什么,是理論的支持、還是批判的對象?是香花還是毒草?是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思想還是資產階級反動工具?吳文藻在重新拾回馬凌諾斯基時,一直在兩者之間搖擺,但他又不放棄,或者說放棄了他又能尋找到哪里去呢?這一段時間,他的日記中反復出現以下的字眼:重閱馬著文化論文、重閱馬氏文化新論文;又檢出馬氏一些文章;開始摘記馬氏反動言詞、馬氏戰爭論;閱馬氏國家論章、帶回譯文(功能學派)即閱;重閱有關馬氏筆記并作補充;重譯馬氏一節文章、正閱馬《論印度》;重新摘譯馬著關于班圖民族主義節;閱馬著《泛非洲文化接觸問題》,商討進行功能學派批評事;摘譯馬著兩節、弄清馬著中關于“生的權利,公民權憲章”,續閱評功能學派文一節;重閱馬氏文化論若干節,續閱馬氏巫術宗教一章并摘記,又理出一部分關于功能派的材料、擬寫鮑亞士與馬凌諾斯基兩人關系以及關于語言學對民族學工具作用的意見;閱孝通功能文化論書評等等。這幾乎是吳文藻重拾馬凌諾斯基的順序排列表,可見他的思想之混亂,一會兒是批判,一會兒是學習,一會兒從中找出反動言論,一會兒又是重新進行業務學習云云。

  吳文藻也進行其他方面的閱讀,或者說只要是能找到的與社會學、民族學、哲學有關的著作,都不放過,有納賽爾的《革命哲學》《權力論》,貝爾納的《科學與社會》《自由和文明》,巴斯金的《為擴張主義服務的美國資產階級社會學》,尼赫魯的《印度的發現》,湯因培的《文明在提煉中》《非洲》《非洲種族》等。吳文藻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蘇聯的史祿國有較多的接觸,新中國對蘇聯所采取的政策,使他對蘇聯民族學有關資料與著作,保持了某種警惕,比如對蘇聯民族學任務有關資料,《蘇聯民族學的任務》解決民族史方面幾個問題,以及蘇聯民族學譯文,他警惕的是將民族學與政治意識混為一體的做法。由此可見,吳文藻還是想在民族學上保持自己的學術品格與底線。因而,閑來無事,回頭看章炳麟的民族思想和蔡元培的民族學文章,他覺得也有意思。

  這一時期,吳文藻同時參加兩個系列講座。一個是馬列講座,以集體聽錄音為主?;蛟S是對聽錄音有些不習慣,或許因身體不好,吳文藻常常缺課,有這樣的記錄:“晚又未聽錄音,請假一次”,“馬列錄音再缺課一次”,“晚馬列錄音,請假,因倦”,“晚未聽馬列錄音”等等。而到了十幾講之后的《蘇聯衛國戰爭》《戰后時期國際環境》,“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則有興趣,可見,他對“馬列講座”,有著自己的選擇性。

  另一個講座是《民族學基礎》,內容涵蓋從美洲到非洲,從民族學與歷史學及語言學的關系到古代埃及的文化等,是為專家講座,吳文藻對這個講座是每講必到,并且與專家展開討論。

  1956年7月,吳文藻由嚴景耀和雷潔瓊介紹,冰心由雷潔瓊和陳慧介紹,一起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從此在民進的組織中開展社會活動。吳文藻回國后一度思想消極,身體多病,他的精神轉折點出現在1957年2月。早春的季節,北京依然寒冷,但吳文藻的心情似有春意。就在一次與專家會談后回到學校,接到正式通知,他由民進推薦,被通過為全國政協委員。這個通知對吳文藻十分重要,當上政協委員,說明共產黨與人民政府對他的信任與尊重,在政治上與冰心的全國人大代表一樣,有了同等的地位,于家中、于校內、于社會上,贏得了自信。這個“通知”比治病的任何良方都管用,吳文藻走路回家、上樓,步子輕盈而年輕,以至冰心以為是不是時光倒回了“燕園時代”?

  

  1957年早春,吳文藻參加最高國務會議,聽到毛澤東關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如何處理”的講話,“聽得非常興奮”,回家心情大好,也記錄在日記當中。

  后來,吳文藻又接任了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館長的職務,這個職務對他來說,也是很合適的。圖書館館長職務的尚未坐熱,他正想好好做一番事業的時候,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開始了。吳文藻開始十分謹慎,并不發言,但經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動員,還是在會上說了一些話,這些話,很快便成了他向黨進攻的反動言論。1957年底,吳文藻被打成右派分子,強加給他的罪名有三條:“欽佩儲安平‘黨天下’的謬論”;宣揚“政府存在著權能不平衡的矛盾,權力之大和能力之低都是古所未有的,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不足,沒有法制”等;認為“斯大林是獨裁者?!弊詈筮M行處理:“撤銷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館長、歷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保留全國政協委員、教授,由教授二級降至三級?!保▍俏脑鍣n案)

  一時,吳文藻的心情可說是壞到極點,檢討寫不下去,就看書,書又看不進去,嘴里一直念叨著,我真的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是愛國愛黨才回來的,我要反,何必回國來反呢?晚年的冰心是這樣回憶的:

  文藻被錯劃為右派。這件意外的災難,對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因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面痛苦地挖著,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著我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我當時也和他一樣“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勵他好好地“挖”,因為他這個絕頂認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亂了。

  正在這時,周總理夫婦派了一輛小車,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廳,那所簡樸的房子里。他們當然不能說什么,也只十分誠懇地讓我幫他好好地改造,說“這時最能幫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親近的人了……”我一見到鄧大姐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我的一腔冤憤就都傾吐了出來!我說:“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網右派,我們的思想都差不多,但決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回來后向文藻說了總理夫婦極其委婉地讓他好好改造。他在《自傳》里說“當時心里還是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堅信事情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我的老伴——吳文藻》)

  1959年10月1日,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十年大慶,中央政府雖未大赦天下,但對在押犯政治犯將進行特赦。同時,對于改造好的右派分子進行摘帽處理。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宣布:“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時候,為了使確實是改好的右派及其他右派分子更好地進行改造,更有利于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現在決定:凡是已經改惡從善,并且在言論和行動上表現出確實是改造好的了右派分子,對于這些人,今后不再當作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們的右派帽子?!钡诙?,吳文藻便得知了這一消息,民進中央副主席楊東莼在學習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公報時,專門談到了給右派分子摘帽的問題。吳文藻當時心情忐忑,對“摘帽”二字與“戴帽”二字一樣,都覺得不可思議。

  這個意見做出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約談吳文藻。在這位被民主人士視為共產黨化身的老革命面前,吳文藻顯得有些緊張,事先將匯報提綱寫在筆記本上。李維漢高屋建瓴地談了四個方面的關系:“思想與立場”、“服務與改造”、“參觀訪問(接觸新事物)與改造思想”、“思想改造與感情改造”。最后強調:“改造立場、改造世界觀和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一致性,通過學習,明確了要為社會主義服務,首先必須改造立場、改造世界觀。對右派來說,首先是改造立場,在改造立場的同時,也必須改造世界觀,因為立場和世界觀是相互影響的一個問題的兩方面。逐步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才能保證立場轉化的順利完成?!边@個談話頗有些哲學意味,宏觀得很,但對吳文藻卻有具體的指導意義。

  11月15日,吳文藻摘帽的消息公布。次日,中央民族學院針對吳文藻、費孝通、潘光旦三人摘帽之事組織學習、討論。吳文藻等三人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本來是一件好事,應該值得慶賀,但在學習討論會上,沒有一個人對他們摘去右派帽子表示祝賀,甚至沒有一句好話,繼續冷若冰霜、義正詞嚴地對其進行批判與教育。吳文藻在會上首先發言,談他自己在圖書館廣場聽到右派摘帽消息的驚喜與感想,表示今后要繼續加緊努力改造,做到“聽黨的話,經常匯報交心”,“向堅定不移的左派看齊,努力體現路線精神”。

  吳文藻“右派摘帽”之后,民進、政協為了讓他開闊視野,加強學習,接受改造,多次組織他外出考察,開展調查研究。其中,1961年8月1日至21日,全家至大連度假。1962年8月6日至11日,全家上香山避暑,入住香山飯店,兩個女兒另住一間,鄰居是趙樸初、徐伯昕。飯店一日三餐包飯,在清靜的樹叢中練氣功,游山、打橋牌,晚餐后到雙清別墅散步,更多的時間是用來學習與講座。1963年8月6日,吳冰與外交官李志昌舉行婚禮。頭一天的晚飯后,吳文藻與雷潔瓊、嚴景耀結伴乘夜車赴承德度假,下榻煙雨樓招待所。1964年8月2日至27日,吳文藻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在大連學習與避暑,前后長達25天。這些度假,尤其是全家同行的度假,是不多見的,特別是在三年困難時期,能享受這種待遇更是不容易。

  1959年12月14日至22日,民進中央組織冰心、吳文藻、顧頡剛、張紀元、徐楚波等前往安陽考察,前后8天,住在安陽招待所,吳文藻住5號大房間,冰心與張曼蘇一屋。那個時代,夫妻同時外出的并不多,住宿一般按性別分配。還有一次是1964年5月21日至6月7日,民進、政協組織赴山東泰安學習,冰心、吳文藻、潘光旦、王蕓生、梁純夫、魏建功、陳麟瑞等參加,體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仍然是按性別居住,冰心下榻農業技術學校,“9:40上床,月亮很好?!闭f委員們游岱廟,登泰山,住山上的招待所,在玉皇頂觀看日出,步行下山時,吳文藻在日記中寫道:“對63歲的我,確是一個考驗,相信自己還可以為人民做一點事情?!眳俏脑逵袃纱巫鳛檎f委員參與視察,時間都很長,一次是到了冰心的故鄉福建,一次是回到自己的家鄉江蘇。

  被打成右派后雖然降了一級,吳文藻仍是三級教授,三級教授卻是沒有資格上講臺了。讓一個右派分子或讓一個摘帽右派上課,會講一些什么呢?學生聽嗎?于是,吳文藻暫時被放到民族研究所,也就是他剛來民院時的那個機構,任務是給正在做的“三套叢書”(《中國少數民族歷史》《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審查及提意見。這本是民院黨委的權宜之計,吳文藻一聽,卻滿心歡喜,雖不能上課,雖不能再管理圖書館,但編一套像樣的民族志,卻是在反右之前他就有過的理想,并且在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道路上,開始了前行。時隔三年,竟然又回到了這一片熟悉的天地,又產生了搞業務的感覺。

  “三套叢書”是民族學、民族管理方面的“百科全書”,吳文藻終日沉潛在民族學、民族志的汪洋大海之中。領導時不時地來過問,沒有批評甚至還帶表揚和鼓勵。吳文藻的投入,果然出了成績,到1961年初夏,審訂工作基本結束。民院黨委書記劉春在西藏辦事處做報告,主題是關于“三套叢書”工作情況與取得的科研成績。直到這時,吳文藻才明白,“三套叢書”是國家民委交給民院的重大科研項目,它的完成,體現了民院黨委的重視與組織得力,受到了國家民委的表揚。在座聽報告的吳文藻也和劉春一樣喜氣洋洋,為自己能參加這么一個國家的重大科研項目而高興?!叭讌矔睂徲喒ぷ鬟€在進行時,吳文藻又先后接受了兩項任務,一項是《辭?!返臈l目撰寫,一項是為中印邊境問題搜集資料及翻譯等,并且延續到中巴、中阿邊境問題的資料與翻譯等。

  1965年,吳文藻參加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8月15日,抵達廣西柳州,第二天,趕了104公里的山路,午間抵達龍勝縣,之后到達吳文藻的社教地——斗江區。引起吳文藻興趣的是,斗江區屬于少數民族地區,完全沒有想到,社教竟讓他走進了民族社區,并且是可以進行很具體的“田野作業”的。不過,這個念頭一冒出,便被當作私字一念給壓下去了。但縣統戰部莫副部長介紹的民族情況,對他頗具吸引力。莫副部長說,由于是少數民族地區,這里實行的是和平土改,沒有斗爭,群眾覺悟不高,把地主當好人,地主沒有被打垮,有威風,民族宗族掩蓋了階級斗爭的實質。同時,“生產技術比較落后,產量不高,特別妨礙生產,舊風俗沒有改革。有人認為,現在是‘地主無地,富農不富,大家靠勞動吃飯’,其實,地富還沒有被打倒,他們不甘心失敗,希望蔣匪幫反攻大陸。表現在對兒女教育、續家譜這樣的事情上,還有全部肥料放自留地,搞家庭副業,這就是地富的生活方式。在文化上占優勢,經濟上亦占優勢,地主有金銀,穿得好,住好房子,不但有自留地,還搞輕工業,還有林牧漁獵?!蹦辈块L以具體的事實,表明了階級斗爭的嚴峻形勢。這是吳文藻聽所未聽、聞所未聞的,使他大受教育。

  吳文藻在四清工作隊,背地里做了一件事情,即對斗江區少數民族的“田野作業”。1940年離開云南時,他曾遺憾地說,身在少數民族地區而未能對少數民族進行調查,這一次他決定不放棄這個機會。廣西瑤族是費孝通最初考察的少數民族,他的妻子王同蕙就犧牲在瑤山之中。每當面對眼前的崇山峻嶺,一對年輕夫妻的形象便會浮現出來,吳文藻不敢繼續多想,對舊時生活的留戀,也是一種倒退,對革命斗志會起到腐蝕的作用。但是,身處少數民族地區而熟視無睹,卻又是他難以跨過的一道坎。打出旗號進行田野作業,那是萬不可能的,吳文藻便改變方式,在考察階級斗爭時,悄悄地插入自己要調查的內容,對方與同行者也不知曉。用這種方法,吳文藻對侗族做了比較全面的了解,對僮(壯)族等其他少數民族也進行了考察,并將了解與考察的情況作了記錄,按照學術規范,整理出了“田野調查”之類的報告,以掛號信的方式悄悄寄回北京。

  1966年1月10日,吳文藻完成自我鑒定,回到柳州。地委舉行招待座談會,放映了彩色影片《東方紅》。1月14日清晨,回到北京。民院領導到北京車站迎接。

作者:王炳根     責任編輯: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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