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會史縱覽  >  名人軼事

鄭振鐸:“愛書成魔”的圖書館學家

發布時間:2019-11-18  來源:文藝報

放大

縮小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鄭振鐸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作為作家、編輯家、藏書家等側面,而鮮少談及他在圖書館學方面的成就。其實,他是個地道的圖書館學家,更是新中國圖書館事業的拓荒者和踐行者,在文獻收藏、分類目錄、閱讀推廣及古籍整理等方面都有著獨到的見解和卓然的成就。

  與圖書館結緣

  鄭振鐸因愛書而與圖書館結緣。如果說他最初癡迷于圖書館是緣于對書的熱愛和對知識的渴求,那么他后來任職暨南大學圖書館館長以及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主管全國圖書館工作)等工作,則是出于他弘揚文化、傳播知識的“大家”遠略。

  先生自己曾經說過:“我的知識是從圖書館里來的。”他甚至“浸泡”在圖書館里按學科(如社會學、文學等)如饑似渴地逐本閱讀圖書,像一塊干透的海綿,近乎瘋狂地吸收著知識的養分。

  鄭振鐸在國外學習期間,也充分利用當地的圖書館。1927年,在赴歐洲留學時他還曾給自己制訂嚴密的學習計劃,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要走遍歐洲各大圖書館,并閱覽它們的奇書及中國的古典書籍。果然,在到達法國的第二天,他就去巴黎圖書館辦理了借閱證,在巴黎短短一個月時間里,他遍閱了館藏的幾乎全部罕見書籍,如古代中國的經卷圖籍等。當他在巴黎借到一本非常珍貴的敦煌抄本《太子五更轉》時,激動得兩手顫抖,眼淚都快要流下了。在巴黎圖書館的50天,鄭振鐸把館藏的中國戲曲、小說全部翻閱,并編寫了《巴黎國家圖書館的中國小說和戲曲》,對罕見的40余種圖書作了版本、目錄、內容的介紹和評述,寄回國內發表。

  在英國倫敦逗留期間,鄭振鐸又成為了大英博物館的常客,那里保存著中國敦煌石窟的經卷善本。但按照當時館里的規定是不能抄錄的,先生只好背熟一段,到吸煙室里默記一段。這種精神在電子技術發達,可跨越國界進行館際互借的今天,尤為難能可貴,可謂“笨”得可愛,“傻”得可敬。

  吸納知識、搶救古籍之外,鄭振鐸開始關注作為“人類公共記憶大腦”的圖書館本身,并審視中西方圖書館存在的差異。與巴黎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的“為用而藏”相比,當時國內的藏書樓仍處于“重藏輕用”的封閉狀態。1931年,鄭振鐸前往浙江天一閣查閱資料,被拒之門外。中外圖書館兩種不同的藏書觀,使他深深感到,圖書館的藏書是為了讀者利用,圖書館應向讀者全面開放。他在《談分書》中指出:“書是天下之公物,誰也不能擁而私之。”正是在這樣先進理念的引領下,才打破了天一閣的“閉門造車”狀態。1951年4月,鄭振鐸再次拜訪天一閣時,與范氏家族、寧波市文化部門領導一起商議。最后,范氏家族將天一閣捐獻給國家,向讀者全面開放。

  他還建議建立鄉村、區域、省立、國家等四級圖書館。同時指出,圖書館作為一個重要的學術機構,必須有相應的專家才能提高圖書館學的學術水平,提倡要獎勵那些對圖書館學術有特殊貢獻的學者,以發揮圖書館作為理論研究陣地的功能。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

作者:尹培麗     責任編輯:張歌
色直播赚钱